内战前夕的华中银行 邓克生在书桌前 邓克生的著作 邓克生与家人邓克生（1911-1976）：经济学者、财经工作者。湖南长沙人，专科肄业后随父经商，并结友自学，接受马克思经济学说。1936年投身湖南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办报纸、办印厂。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命出任民营《观察日报》（实为省工委机关报）总经理。1941年进入苏中根据地，1943年至1953年，历任苏中行政公署财经处秘书、华中银行总行副行长、江苏省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53年转入理论战线，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经济研究所所长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副所长等职。著有《商品自传》《揭开商品价格之谜》等。他出生于殷实的商人家庭，原本可以拥有安逸舒适的生活。然而，生在那个晦暗的年代，他的心时刻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他是优秀的经济学家，原本应该拥有著书立说的书斋生活。然而，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他毅然选择了散尽家财抗日救亡。从湖南到广西，从广西到上海，从上海到苏北，再到南京，他的一生是一部写不完的传奇。他，就是红色经济学家邓克生。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抗战初期，在长沙为党组织筹集资金邓克生出生于1911年，他的父亲邓龙高在长沙小西门正街开一家名叫“以大纸庄”的商店，由于家中生活殷实，邓克生从小得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北伐战争时期，邓克生在湖南大学商科附属中学读书，任该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和国民党支部常委，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马日事变”后，他进入湖南群治大学经济特科，不久退学，随父经商。随父经商期间，邓克生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湖南省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8月，由李锐、魏泽同等发起，创办《湘流报》（三日刊），他参加编写活动。西安事变发生后，《湘流报》被封，他与杨荣国等创办《今日评论》半月刊。1937年四五月间，《今日评论》被停刊，他们再创办《社会科学》双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在《市民日报》编辑《号角》专刊，宣传抗日。8月，与萧敏颂等创办《前进》周刊，与冯秀藻、杨润湘等创办《民族呼声》半月刊。同年冬天，两刊合并为《联合旬刊》，他以“忆荣”、“兢生”等笔名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同时还资助办刊经费。抗战爆发后不久，邓克生的父亲去世，他作为家中独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和母亲一起继续经营纸行。由于他家所在的纸行，位于交通便捷的市区，渐渐成了召开秘密会议的固定据点，而家中通过纸行赚来的钱，也被他源源不断地投入革命。在此期间，邓克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办《观察日报》，亲自主持“经济学讲座专栏”1938年初，邓克生与唐文燮等共同出资，在长沙创办了《观察日报》。同年5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正式宣布该报为省工委的机关报。1938年11月，为抵抗日寇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订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上万名无辜市民丧生，无数房屋被毁。大火发生的11月12日当天，《观察日报》随同中共湖南省委转移至邵阳。担任《观察日报》总经理的邓克生，关掉“以大纸庄”，带着母亲和变卖所得现金，随报社举家迁到邵阳。到邵阳后，由于地处偏僻，报社的发行量缩小，收入随发行量降低，每天数十人吃饭，连同其他费用，每月需补贴三四百元，都由邓克生支付。在邵阳期间，《观察日报》利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电台，接收大量来自全国的抗战消息发表，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战热情。《观察日报》立场鲜明，文字通俗，新闻及时精悍，标题也较为新颖。对长沙的救亡运动，特别是伤兵和难民工作，多有报道。报社还邀请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担任撰稿人和编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就曾在报纸上主持“观察台”栏目。遗憾的是，1939年4月，有着明显政治倾向的《观察日报》，被当局借口登记手续不合法，强迫停刊。开办印刷厂，在桂林翻印毛泽东等人讲话《观察日报》被查封后，邓克生转移到了广西桂林。抗战初期，广西当局和蒋介石有矛盾，所以政治上比较开明，学术气氛也比较浓。在桂林，邓克生创办了西南印刷厂和写读出版社，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原副主任许振东，当时也在桂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此专门与人合作开设了两家书店。许振东在回忆文章里，曾详细讲述了邓克生当时在桂林的活动。“当时国民党特务很多，对爱国进步人士监视很严，尤其是对‘生活’‘新知’‘读书生活社’几家书店去看书买书的青年学生经常监视盯梢，而我们这两家书店不大引人注目，对读者比较安全，更受读者欢迎。克生同志对我们开设书店给予很大鼓励，说这对抗战有实际意义，应该努力办好，还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就大量翻印毛主席著作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如周恩来等同志的文章，克生同志亲自帮我们选择和提供出版物内容，先后翻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周恩来等同志的讲话，一面门售，一面委托八路军办事处运往抗日前线，免费赠送给前方干部和士兵阅读。但翻印革命书刊究竟是桩蚀本生意，为了维持书店开销，克生同志又帮我们推销油墨，用买卖油墨赚来的钱贴补亏损。”1940年下半年，桂林政治环境转变，一些进步书店被迫先后关闭。邓克生等人也被迫离开桂林。转战经济领域，为革命筹建私营钱庄邓克生一直热心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据许振东回忆，在桂林期间，邓克生不仅常向他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和抗日前线消息，还介绍他阅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帮助他提高认识。1941年初，邓克生转移到了上海。这年五月，他到了苏中根据地。到苏中后，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工作上。抗战中，根据地财经战线任务繁重艰巨，为巩固根据地货币的信用、打击敌伪的经济掠夺，邓克生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宣传根据地货币政策。他根据经济学原理，撰写社论，编写宣传提纲，讲述根据地货币的本质。他还亲自开设培训班，写讲课提纲，培养了大批的干部。抗战胜利后，邓克生调任华中银行二分行行长，到了高邮。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从苏北解放区一直到扬州、镇江、上海分别建立一批钱庄，全部以私营面貌出现，一方面搞“外汇业务”（外汇指白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华中银行的通汇点和交通线。这条通汇线，也是为着日后解放、接管上海，进而为解放全国做准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据许振东回忆，时任华中局财委负责人陈国栋和徐雪寒，就是经邓克生介绍，在上海找到了他作为掩护来开辟经济工作。陈国栋和徐雪寒到了上海后，住在许振东家里，先后创办了6家企业，其中就包括与解放区华中银行连成了一条完整通汇线的鼎元钱庄。这些在苏北解放区以及扬州、镇江、上海的钱庄建好后，业务迅速发展，但不久，解放战争爆发，解放区和国统区交通断绝，汇兑业务无法继续经营。不过，后来，这些钱庄和企业在配合战争、筹集资金、购买军用物资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经济学家：理论实践两不误邓克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沈立人撰写的《邓克生传略》一文，认为他在华中根据地期间在经济战线的三个方面有实际才能：一是帮助制定“标折比”的规划和措施，保护抗币、抵御伪币、促进贸易、增加税收和支持战争方面；二是在开辟高邮、扬州至上海的“通汇线”，在上海筹建钱庄搞“外汇”业务，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搞到更多“外汇”以换取敌占区物资，收购、调剂了大量军需物资包括医药用品方面；三是在通过内外贸易银行税收，对各项财经金融工作进行统一安排、有序展开，加强财源，维护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支援野战军的给养方面，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代的任务。邓克生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素养也颇深，上世纪30年代，主办《观察日报》时期，他就在报纸上开设“经济学讲座专栏”，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从解释日常经济现象入手，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观察日报》被迫停刊后，他到了桂林。在桂林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新经济学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1953年秋转入理论战线，此后，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及工作，著有《商品自传》《揭开商品价格之谜》《资本家发财的秘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文章。1982年，他的理论作品汇集《邓克生通俗经济论文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